香港作家梁秉钧在他的文章中写道:“食物作为描写对象，目的是要介绍食物，还是要咏物抒情，藉以喻意?怎样写食物特色及其文化意涵?食物本身形色兼备，作为文化与政治也大可探索，但抽空作为一种观念，又未免索然无味了。
食物不仅关系到人类的生命与健康，而且和社会规则、权力结构之间有着紧密关联，激发人的欲望和情感。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论是家庭的之间的礼尚往来还是宗教事务的履行，都在符合传统礼法的盛宴中进行，食物的供奉成为宴飨之中的重要环节。
香港在年被英国殖民统治，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香港社会在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相应的变化，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香港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的复苏与重建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逐步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香港成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消费主义在香港蓬勃兴起，香港也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美食之都、购物天堂。
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自先秦时期开始一直到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对于饮食文化的书写都是后代学者研究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
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的《随园食单》、汪曾祺的《五味》、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蔡澜的《蔡澜旅行食记》、也斯(梁秉钧)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等作家的作品都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对中国的饮食文化进行了强有力的书写。
香港作为远近闻名的美食之都，其饮食文化在香港的文学、纪录片、电影电视等媒介中都能得到相应的呈现。
香港电视剧的题材遍及香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后九七时代的香港电视在剧集的题材上更广泛地汲取了大众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的元素和视角，致力于饮食诗学的实验与创作。
港剧中对香港饮食文化的呈现并不是简单地介绍食物本身的做法，亦或是以展现香港美食作为噱头来博取观众的眼球。
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代社会，食物作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承载着香港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一权力关系、社会阶层、性别身份甚至是意识形态都会在香港的饮食文化中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
食物的种类和饮食的习惯的确昭示着某种社会习惯和文化变迁的历程，由此看来，从饮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中的移位和错位，探讨香港兼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独特属性，一代又一代南来移民对香港的饮食诗学的重新诠释,成为香港人寻找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重要途径。
《美味天王》、《美味情缘》、《鱼跃在花见》、《同捞同煲》、《食为奴》、《心风暴》、《心风暴之家好月圆》等都是以讲述香港饮食文化作为剧集的线索，引发香港人对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探讨香港作为借来的时空如何游走在中西文化的边缘，站在本土和全球、历史和现代的交汇处，利用饮食文化的书写来传递香港人对香港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态度和思考。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身体”与“食物”的关系，既是物质上的又是文化上的:食物为身体提供直接的能量和营养来源，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身体对特定食物的适应则烙印在味蕾上，流传为身份认同和地域文化。正所谓饮水思源、识味寻根。
正是因为食物和记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通过对港剧中香港饮食文化的分析可以唤起香港人对过往的记忆，并且重新塑造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
《荣归》中的李国凯作为香港富商，多年来一直寻找自己在在北京失散多年的哥哥李国荣，当两兄弟见面的时候，李国荣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困，和自己的弟弟一起在路边吃烤红薯的情景。
红薯，看似微不足道而又普普通通的“廉价食物”，既能够凭借它独特的营养价值来满足身体的能量需求，又成为唤起主人公李国荣和李国凯两兄弟对过往的记忆和对童年的怀念，除了承载着遥远的童年时代的温情之外,食物同样也把不同的地域空间联系在一起，连接着不同的主人公的身世和命运。
作为离开中国内地的早期香港移民，李国凯在逐渐远离了中华文化的故事之后，对故乡的思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心中不断地叠加。
李国凯多年来辗转于多个西方国家，身在西方却时常对中国的食物和人情思念不已。
当远离故土的李国凯重新看到儿时的这种承载着浓厚的乡愁的食物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回想起自己的文化原乡。
红萼这种简单廉价的食物就成为了消弥李国凯内心对故乡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最亲切的物质载体。”离散”一词的英文为diaspora，源于希腊文的diasperien，“离散”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频繁的战争导致大量的族群离开故乡、流落异地，“离散族群”由此而生。
在世界文明史上，由于殖民扩张、饥荒贫穷、战乱频繁导致不同的族裔的流离失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至其他地区和国家，形成了跨地域离散的移民群体。
在当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离散成为国际移民的新形式，扮演着沟通全球城市的桥梁性的重要角色。
一部分的香港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因为政治的动荡而移民香港，在香港定居后的下一代又继续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留学深造或者移民。
一代代南来的移民,离开了中国本土的故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而是渐渐适应了异国他乡的生活，当他们重新品尝这些味道的时候,虽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但的更多的是不适、陌生之感。
在电视剧《荣归》中，北京和香港的饮食文化冲突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锅头、北京烤鸭、北京糕点和果脯······这些都是北京地道的美食文化的代表而在香港，云吞面、红酒、蛋挞、菠萝包、鸳鸯奶茶、虾饺.....成为了港式饮食文化的代表。
《荣归》的第一集便借着内地港商苏远程之口道出了在港的内地人对香港饮食的不适应,而李国凯不远万里从北京带回的京八件和京果脯也受到了香港家人的“冷眼相待”，最终只能让女管家去处理掉这些“外来”的产品。
有趣的是，李国凯失散多年的哥哥李国荣恰好是一名北京大饭店的主厨，他的“拿手菜”是制作北京烤鸭、爆肚等地道京味儿的美食，内地和香港的两地饮食文化的冲突就在餐桌上得以呈现。
在多年旅居生活的辗转迁移的过程中，李国凯亲眼目睹着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化,也见证了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离散族裔对家国难以割裂的思念之情。
然而多年来的旅居生活让李国凯对曾经熟悉的故土感到陌生，当他从北京返回香港，并带回传统的北京的果脯和糕点的时候，却难以让长期生活在异地他乡的妻子和儿女所接受，本该似曾相识的味道却显得十分陌生。”工业化和现代性一往无前，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隐患。
现代性的“列车”所经之处，几乎将人类在世代生活中摸索出来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抹灭得一干二净，我们在不断获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失去。
所幸，在食物的问题上，我们的“身体”相较还算诚实、很固执的:那些儿时的记忆、难忘的口味、烙印在味蕾上的倔强，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我们在做什么......对于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故乡的一捧土、一碗水都成为滋养身体、慰藉心灵的鸡汤。
这种饮食文化的冲突引发更多的人去思考和探索这样的一个问题，九七回归之后的香港，究竟身在何处?他们如何重新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归属?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性社会形塑社会成员的个体化进程带来生活世界与模式的变化。
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香港的饮食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人群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兴趣。”廉价食品”指的是那些运用本土的食材烹制的食物，最大的特点是价格亲民、低廉。
然而，与昂贵的进口的“高级食品”相比，“高级食品”往往产生在象征一定的社会等级的环境和氛围之中。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香港人奢侈品的消费能力逐步加强，比起以往一家一户在自己家中烹饪，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在闲暇时间外出到餐厅就餐，人们倾向于选择尝试更加精致和昂贵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种需求不仅仅再是一种身体上的口腹之需，更重要的成为了社会地位不同的香港人的消费能力的代名词。”在家吃饭、烹饪成了“传统化”的代名词外出就餐则成为“去传统化”的现代都市家庭生活的特点。
在20世纪70年代的晚期，美国的快餐、法式大餐、意大利面、日本寿司、韩国的石锅拌饭以及中国内地的其他菜式逐渐地涌入香港,对香港社会的烹饪与饮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例如盆菜和私房菜料理在香港的复兴，让中国的传统菜系逐渐发展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