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融合思维拓展第三弹来了！！
随着学科边界的逐渐模糊，跨学科交叉研究越来越成为人文社科类学科研究问题的重要思路。所谓跨学科研究，即融合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构建一整个研究框架，来解决单一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无法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发展逐渐成熟，多学科交汇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所以，平时看论文专著整理文献不要仅局限于一个领域，多在其他相关学科中寻找新的视角，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哦~~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媒介里的中国文学~~
诗词中的“爱情文学”：
“在场的我们”与“不在场的情人”
在中国传播史上，诗词歌赋具有媒介属性。无论是其创作内容本身，也无论其采集和传播过程，都在当时的社会传播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诗词生命的起源，要追溯到先秦《诗经》的《风》、《雅》、《颂》。《颂》诗用乐于大型庄肃的宗教祭祀场合，《雅》诗为士人、贵族所作，用于朝廷的仪式典礼，而《风》诗作为《诗经》的精华，“草民”阶级的代表作，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是较为通俗的歌唱，乐风活泼自由。因此，《诗经》在民间的传播载体为十五《国风》，其在春秋时期传播活动较为活跃。“诗乐一体”、“口头传播”、“流动稳定”、“无*治性”为《诗经》在初期传播阶段的显著特点，《诗经》也为此充当着信息传播的中介，勾串着春秋时期以“民”为起点的互动传播。
《国风》中存在大量的爱情诗。在诗歌中，男女幽会、谈情说爱的场景往往是郊区野外的僻静之处。因为民间男女在郊野的欢会是不受约束的，互表情意时也会热切而奔放。
如：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郑风·溱洧》
《郑风·溱洧》所描绘的是郑国三月初三上巳节，青年男女到河边春游，相互谈笑并赠送香草表达爱慕的情景。再如“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邶风·静女》和“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郑风·野有蔓草》）中对男女约会的描述，可知春秋时期的民间婚恋观并不保守。
《诗经》爱情诗常用的表达策略是“在场言情”，即两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如《陈风·东门之枌》是一位男子当面唱给女子的情歌，整首唱出了这名男子和少女互动时候的兴奋与喜悦，特别是“视尔如荍，贻我握椒”直接道出了双方愉快的互动行为，也可看出男子希望通过自己的表达让女子知晓自己有多心悦于她。
《郑风·褰裳》是男女各在一条河的两边，女子唱给河对面的男子听的。诗歌大意为：“你若是真的思念我，就主动一些趟河过来。你若是不思念我也就罢了，难道我还没有其他人喜欢吗？”可见双方之间互动的自然、直接，女子想对男子传达的信息就是：对待爱情要大胆主动，不要因为一时扭捏就错过了彼此。
在《国风》中的爱情诗中，也有很多男女对歌的诗篇，这类诗歌在文本中有明确的角色分工，使“子”“我”互动特征更为显著。
如：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郑风·女曰鸡鸣》
《风诗类钞》有云，“女曰鸡鸣，乐新婚也”，因此《郑风·女曰鸡鸣》实为是一对新婚夫妇的浪漫日常。诗歌中妇一句、夫一声的互为唱和，传达出二人“琴瑟在御，岁月静好”的和谐恩爱。
“在场言情”的爱情诗歌是《诗经》中最为浪漫精彩的，这种两个人面对面的互动“言情”模式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高频率和高效率，基本不存在传播障碍。而且这种直接强烈的情感交流方式，更有利于改变、维系或增进“子”“我”关系。
在继春秋《诗经》之后，下一次集中、大规模的“言情”之举表现在唐宋时期的“爱情词体”。它在延续此前爱情书写中的“民间”策略的同时，以“时空阻隔”策略建立起文体特色，即写给“不在场的情人”。
“时空阻隔”过滤掉了男女欢会场面的艳俗，使爱情词具有了“悲雅”的风格，在迎合市井风情之外，更符合文士阶层雅致的审美趣味。唐宋词中的“时空阻隔”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士阶层在儒家耻感文化中对“性言说”的避忌，也表现出词体与戏剧相通的悲剧审美模式，更是文士阶层的“自恋心态”在爱情书写中的表现。
北美汉学家孙康宜曾说：无论古今中外，最动人的恋歌大多以思慕“不在场的情人”为主要情节。可见，唐宋词无疑在爱情表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诸多词篇采取的是独特的“时空阻隔”策略，主要表现为情人的“空间性不在场”和“时间性不在场”。
情人“空间性不在场”是指在同一时间维度下由双方的空间距离所构成的阻隔。这种阻隔早在先秦时代的爱情作品以及一些神话传说中便多有表现，如《秦风·蒹葭》中对“在水一方”的伊人之追求，《周南·汉广》中对汉水游女的思念；《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山*》等篇都有因路途遥远山水阻隔而心生怅惘的表达；牛郎织女的传说里二人更是因银河所阻而不得团聚。此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爱情题材的作品都不缺少空间阻隔的元素，这是男女之爱在性禁忌、隔离制度以及礼俗体系下必然出现的悲剧性情感在文学中的自然表达。在中国古代所有文体中，唐宋词体的爱情题材所占比例最大，“阻隔”感更甚，可作为古代“恋歌”之代表。
品读以下词句：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蘋洲。
——温庭筠《望江南》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晏殊《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欧阳修《蝶恋花》
可见，以上所举，在写法上，情人“空间不在场”的词多采用客观的视角，即似以旁观者角度客观描述抒情主人公的举止与内心。不过，也会有数词采用主观视角，用纯“代言”的方式，以第一人称“我”表达思念之情。
如：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卜算子》
再如：
恨君不似江楼月，
南北东西，南北东西，
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
暂满还亏，暂满还亏，
待得团圆是几时。
——吕本中《采桑子》
然而，与“空间性不在场”相比，情人的“时间性不在场”具有不同的“单向性”特点，即只可向前而无法逆行，给爱情带来的往往是“少年情事老来悲”式的叹息。时间阻隔中其实往往包含着空间阻隔，被思念的情人在时间的长河中并不会守候在原地，不过，一旦加入了时间维度，无论其中有无空间阻隔，情感表达的重点往往在于时间流逝，因空间的阻隔是在时间流逝中形成，故从属于时间轴。比较特殊的一类时间阻隔型词篇是“悼亡词”，伊人已逝，天人永隔，留下永恒而无法弥补的伤痛与憾恨。
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悲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又如：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
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
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姜夔《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不在场的情人”，为唐宋词营造出多方面的审美意蕴，如含蓄蕴藉的风致，感动兴发的力量，曲折回环的结构。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俱流转于人间。其实现实中的爱情有许多面，即便表现在唐宋词中也不只有“悲雅”一端。但我们发现，唐宋爱情词中那些出类拔萃地胜出于当时及后世，成为名作甚至经典的作品，却是以“悲雅”风格为主。可以说，“悲雅”，乃是唐宋爱情词中的优秀之作呈现出的共性。
因此，就上举诗词戏谑闲谈：
在先秦春秋，
思念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那到了唐宋：
思念是一种，
很玄的东西。
“想象性传播”。
当然，诗意难估，后人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可以有着不同的精彩。但相同的是，那份希望通过表达、分享获得与他人情感认同的心理，不论男女，也无论古今。
报刊里的通俗文学：
近代中国的“文学新闻业”
在近代中国新闻业滥觞的初期，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本身就不太明晰。李欧梵曾以“literaryjournalism”（文学新闻业）一词，形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与新闻学之间的模糊状态。一是由于早期的新闻从业者大多属于未受过专业新闻文体训练，却深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落拓文人，因此极易混淆新闻与文学的界限，导致新闻文学化、文学新闻化，二者相互渗透。二来是因为近代文学也需要依赖新闻业报刊的力量为其运作刊发，传播推广。
近代中国通俗文学与新闻业，相生相成。以“近代报人”兼“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作为中国“文学新闻业”的典型个案，既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又有足够的代表性。
张恨水一生以新闻为志业，其报人身份在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有研究者定义其作品为“报人小说”，这在《春明外史》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亦包括《春明新史》、《京城幻影录》等。鉴于《春明外史》最初为报刊连载而作，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的语境都离不开《世界晚报》的载体。《春明外史》刊登于第四版“夜光”副刊上，前一版即设有“社会新闻”栏目，两种文体很容易构成互为索引的关系。张恨水甚至曾一度负责编撰该报的新闻版面，同时写作两手文字。因此，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间具有了一种微妙的同构性。
其知交张友鸾指出：“他把写小说当成自己新闻工作的一部分，有时小说中的故事，和当时发生的新闻紧密配合，相互呼应，读者把它当作不是新闻的新闻看。”据研究者刘少文统计，《春明外史》全书出现的报刊有十来家，具有编辑、记者身份的角色约20人，记者身份的自由度及视野的宽泛性有利于将社会新闻纳入小说。因此，整本《春明外史》有如各种社会新闻的集锦，涉及“新闻”约件；且“新闻”“幕后新闻”“趣闻”“报纸”“记者”等字眼所在多有，作为小说叙事结构的标志，引出叙事。如果跳出纯文学的视野，把《春明外史》看作与都市生活共生的一种文化形式，则其凸显时间性的特质反而恰好显示了都市现代性的运作机制，皆是在这一层面上阐发引新闻入小说的正面意义。
不过，正如海明威曾指出新闻有时间性、无永恒性，过多地将新闻引入小说，也难以避免时效性对于小说意义的侵蚀，从而削减小说的美感与力量。宋伟杰曾评价《春明外史》既具有新闻快照的特征，又富有世情小说的意义，因此具有两种内在冲突的时间性：一方面是撷取社会剧变的浓缩的时间，另一方面则是反映社会风俗的延长的时间，但不可讳言，《春明外史》的即时性还是大过于永恒性。张恨水自己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曾在回忆录中自省《春明外史》的写作“太看重那一段的时间性。文字自不能无时间性，但过于着重时间性，可以减少文字影响读者的力量”，这也导致《春明外史》脱离了时代语境后，不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对于读者有吸引力。
长篇小说如何不沦为社会新闻的集锦，而富于文学价值？
在张恨水此后的代表作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逐渐淡化了新闻的痕迹，大约也是以其创作实践做出的思索与回应。张恨水《金粉世家》在创作目的上有着极多的商业考量。在当时张恨水所在的《世界日报》运营上陷入困境，他的《金粉世家》自然担负起了重任。《世界日报》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北京市民阶层。针对北京市民倾向于阅读故事性强的文本的审美心态，张恨水特意淡化了《金粉世家》的社会内容，将其融入宏大的故事中去，满足了北京读者偏重故事性的阅读心理。
同样，《啼笑因缘》在创作之初其读者群便定位在上海市民阶层，应报社的要求，也为了兼顾读者对武侠的兴趣，添加了关寿峰、关秀姑父女的角色，因此自出版以来《啼笑因缘》便引发巨大轰动。甚至《啼笑因缘》完结后许多读者不满意最后的结局纷纷来信给报社要求张恨水写续作，面对声势浩大的读者群体，张恨水不得不作出回应。
这种现象在通俗文学中较为普遍，若不囿于纯文学的价值判断，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考察，以报刊媒介为载体的通俗文学创作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是一种作者与读者合力协作的书写，折射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大众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是时代风气的镜像。因此，通俗小说不同于纯文学是精英作者个人的独白，而可以视作作者与读者的众声喧哗，即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所指的“群体的自白形式”。
鸳鸯蝴蝶派与张恨水：
二者关系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鸳鸯蝴蝶派，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由于许多作品内容，动辄以“一双蝴蝶，卅六鸳鸯”来比拟书中的才子佳人，因此被称为鸳鸯蝴蝶派。
张恨水与鸳鸯蝴蝶派（下文简称鸳蝴派）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就“张恨水在鸳蝴派归属问题”这一话题，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文坛大家们可谓是“神仙打架”、“众说纷纭”不知“何时方休”。但若以传播学视角切入二者关系，张恨水是否归属鸳鸯蝴蝶派其实没那么重要。我们可以从二者小说的传播与推广入手，开拓一个张恨水与鸳蝴派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鸳蝴派发展繁盛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张恨水崛起于鸳蝴派的衰微期。虽然两者兴起的时间节点并不一致，但以近代报刊为主导的现代传媒都是他们小说得以广泛传播、生发影响的重要依托，而由现代传媒业带来的稿酬制度则将他们与传媒机构牢牢捆绑在了一起，这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制约。张恨水与鸳蝴派小说以市场为导向的创作使得编辑在其中所起到的把关人作用远大于一般作品的编辑，也使得两者小说的传播策略具有趋同的一面。
比如，二者都是以报刊广告为主进行小说宣传。作为一份报纸的编辑，编辑不仅负责小说文本的修订，而且报纸的一个或几个版面乃至整份报纸都在编辑的操作范畴中，因此编辑有足够余力在报纸显眼的地方登载文学广告，为小说推广造势。例如，年8月27日的《上海画报》刊登了介绍《天上人间》的广告。鸳蝴派同样采取报刊广告作为其小说的主要宣传，例如，鸳蝴派的《民权素》等刊登了许多鸳蝴派小说的广告，或是对小说的热销状况予以渲染，或是着重小说内容与功效的推广，从而推动小说的人气与销量。
因此从传播效果来看，张恨水与鸳蝴派都是“赢家”。两者的代表性小说都取得了可观的销量。前文所提《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与《啼笑因缘》的火爆情况在此不多赘述，张恨水于—年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的《八十一梦》影响同样很大，是抗战时期销量最多的一部作品。
鸳蝴派徐枕亚的《玉梨*》在小说还未完稿时便已在读者中引发轰动。十余年间销至30多版共几十万册，创造了民国初期小说畅销的新纪录，成为民国初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与《玉梨*》同样畅销的还有吴双热的《孽冤镜》，《孽冤镜》单行本一经发售便大受欢迎，风靡于世，当时为这部小说题词题字的内容被刊登在多家报纸上，可见影响力之大。除以上这些书目，其他鸳蝴派作家平襟亚的《人海潮》、周瘦鹃的《亡国奴日记》等都有着可观的销量。
张恨水与鸳蝴派小说能获得如此深远的影响力离不开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的推广。两者都积极运用传播媒介，但在具体的运用上又有所区分。鸳蝴派创办的刊物主要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画报》《小说丛刊》、《申报》副刊、《新闻报》副刊等。可以看出，鸳蝴派择取的传播媒介以杂志为主，报纸相对较少。
反观张恨水，无论是在他的报人生涯中，还是在他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报纸都是他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的媒介。张恨水采取“报纸优先”的传播模式，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刊载于报纸而非杂志，而且其小说即使出版也通常是报纸连载后的集结成册。不可否认，张恨水的确有一些小说刊发于鸳蝴派刊物，然而，观照张恨水所有小说的发行状况可以发现，张恨水小说在鸳蝴派媒介上的发行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张恨水择取报纸为主要媒介有传播上的考量，这种传播模式更为契合当时文学商业传播的运作规律。
鸳蝴派小说的推介模式大致分为两种：“以刊为阵，聚合抱团”的群体推介模式以及凭借“名人效应”的单体推介模式。在推介模式上张恨水并未与鸳蝴派抱团，也并未利用“名人效应”，这与鸳蝴派产生了一定的“疏远”。
综上，以传播学视角切入张恨水与鸳蝴派关系可以发现：一方面，张恨水确实受到鸳蝴派影响，因为他的小说在传播策略、传播效果上与鸳蝴派有趋同的一面。另一方面，张恨水小说在媒介的择取、小说推介模式上与鸳蝴派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反映了张恨水努力摆脱鸳蝴派束缚，积极改良章回小说，向现实主义道路靠拢的取向。
从近现代走向当代：
“教科书鲁迅”互联网媒介形象重塑
年5月，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狂人日记》。他远远没有预料到，到这场“听将令”式的偶然事件，竟标示了一连串“起点”：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甚至为他蜚声世界文坛，成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埋下伏笔。
不论时代变迁，鲁迅其人其文其事皆是教科般中独一无二的经典，因此后人痴狂执迷于“鲁迅说”也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虽然鲁迅本人曾撰文反对“摘文”“摘句”和“滥用名人名言”：
“名人名言往往是衣裳撕下来的一块绣花”
“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
但对鲁迅语录的热情，在他逝世不久后便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鲁迅语录，主要有四种：雷白文的《鲁迅先生语录》（）、宋云彬的《鲁迅语录》（）、舒士心的《鲁迅语录》（）与尤劲的《鲁迅曰——鲁迅名言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宋云彬的版本。其时《鲁迅全集》刚刚出版，宋云彬得以全面阅读、系统摘录。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也曾掀起过编写《鲁迅语录》的热潮。所有这些语录的共同特点，都是从自己的理解视角与观点立场出发，分主题、分类别地在鲁迅的文字中“寻宝”。
互联网延续了后人对鲁迅文学的热情，但却也改变了印刷时代的经典阅读与传播方式。这是“现代”（印刷文明、理性与启蒙）与“后现代”（多媒介、流动与解构）的融合与碰撞：“新媒介”既从内部深刻重塑了“老经典”的存在状态，而“老经典”又为“新媒介”提供了不断再生的思想与语言资源。互联网时代，鲁迅其人其文逃脱不了被符号化的命运。借用鲍德里亚的理论来谈，我们只是在使用一些早已与鲁迅无关的仿真符号，乐此不疲地彼此交换，而这些符号的社交意义、语用功能已经取代了语句的本来涵义。
可以说，符号化后的“互联网鲁迅”典型地昭示了经典性、时代性与娱乐性的彼此碰撞：鲁迅是20世纪中国地位最高、最具原创思想价值的作家，他的作品早已成为“超稳定教材”，参与奠立了现代汉语的规范。同时，他也是被数据化和信息化最完善的现代作家。其人其文又与互联网媒介十分契合，比如他的杂文文体本就伴随现代传媒而生，嬉笑怒骂、颠覆常规，尤为适合互联网传播。
因此，媒介重塑了鲁迅的形象，“人间鲁迅”变身为“网红鲁迅”：“中文世界第一梗王”“ACG（二次元）文化里的大佬”。经过ACG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