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清末民初的一段文学史真相
——评《从国家叙事到娱乐话语——鸳鸯蝴蝶派流变研究（-）》
文
于瑞桓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但是它的概念及其流变在正统的文学史史述中却显得含混不清，诸多文学史定论在惯性沿袭中有待经受文学史料的检验。
鲁毅博士撰写的专著《从国家叙事到娱乐话语——鸳鸯蝴蝶派流变研究（-）》，聚焦处于滥觞及最初繁盛期的鸳鸯蝴蝶派，以其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作为切入口，考察该派在—年不同时间区位中的文学风貌、嬗变轨迹，以及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时代语境的激烈变动中所面临的创作心理障碍、生命体验，以及在对语境的调试中所作出的艰难抉择，最终呈现该派在这一时期的深层嬗变规律以及嬗变背后的根由。
具体包括，“第一章：延续与疏离——清末至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的多元面孔”，论述在晚清“新小说”语境的余波下，“新小说”为鸳鸯蝴蝶派创作提供的文化资源及其独特话语方式与面相；
“第二章：戏讽与哭悼——民初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两种‘表情’”，论述进入民国“共和”语境中，外部激变的社会现实使鸳鸯蝴蝶派作家产生了怎样的体验，以致生成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的独特面相；
“第三章——怀旧与忘却：民初中后期鸳鸯蝴蝶派的分野”，论述在“共和”语境的远离与现代文学市场消费语境的铺展中，鸳鸯蝴蝶派呈现出的面相与作家心态；
“第四章：沉落与勃兴——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的内部更迭”，论述在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之前，如何通过其内部新老作家的交替完成嬗变，期间呈现出怎样的面相与复杂心态；
结语部分通过所探究的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嬗变规律，以及新老作家在交替中对文学语境的差异性调试与创作心理障碍，提出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意义与得失、对当下文学变革语境中作家的启示，以及如何拾取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一脉，推进当前文学的建设与健康发展。
该书成文20余万字，对于探寻清末民初的文学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注重史料研究，厘清—年鸳鸯蝴蝶派的流变脉络，反映演进规律。
—年的鸳鸯蝴蝶派处在“传统/现代、雅/俗、中/西”等多重维度的交汇点上，从而呈现诸多异相，并形成自身的独特发展线索，但是以旧报刊为载体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史料数量浩繁，大都缺乏必要的梳理。
此外，有关鸳鸯蝴蝶派的概念界定及流变进程在历来的文学史史述中显得偏颇和简单化，导致今人对该派的发展脉络多有认识不清的现象。
该书通过对鸳鸯蝴蝶派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展现—年鸳鸯蝴蝶派的生态原貌，揭示其演进规律。
其次，以民族国家话语与娱乐话语的更迭为切入口，实现学术观点的突破。
该书不同于以往有的研究仅仅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门类作文学史的梳理，而是以—年鸳鸯蝴蝶派发展中被研究者忽视的两种悖论性因素，即民族国家话语与娱乐话语的演进、转换作为切入点和线索，探究该派的流变进程及被文学史忽略的转型时期的作家心态，由此对经典史述中的论断提出质疑或补充。
该书认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从渐兴到最初的繁荣，始终纠结着严肃国族话语与娱乐主义话语的双重向度，从而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杂糅的复合面相，而非单一、定型的面孔。
但是在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文学语境的变迁，在接续晚清“新小说”两种相应话语的同时，它又经历了严肃国族话语渐失，娱乐主义话语增强的一个嬗变过程，期间还夹杂着两种话语此消彼长的复杂性与逆转性，最终在年前后，鸳鸯蝴蝶派完全实现了面向市民大众的俗文学定位，呈现出文学史中一般认知的那个“娱乐、游戏、消遣”的面孔。
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史述中的两种论断提出了质疑或补充：
第一，史述中关于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定性存在着叙述简略与遮蔽的倾向，这并不能涵盖一个流派的动态发展进程；
第二，鸳鸯蝴蝶派面向市民大众的俗文学定位，以及与“五四”文学“雅/俗”对峙格局的形成，并非依赖于新文学的强势干预，而是源于其自身的嬗变规律，从而不可避免地、明确地走向了一条适应市民大众观念、生活的彻底俗化之路。
再次，探究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运行机制，作出理论上的提升，弥补通俗文学理论建构的不足。
鸳鸯蝴蝶派在—年时代语境的转变、作家分化中，最终确立了通俗文学的独特运行机制，然而从文艺理论方面对其概括与归纳仍旧囿于雅文学的框架中被建构，因此该派的价值定位及作家、文本、读者的关系探讨仍流之片面，该书试图从理论层面对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的发展、演进规律进行归纳与提升，以弥补通俗文学理论建构的不足。
最后，介入当下，总结鸳鸯蝴蝶派存在及流变的文化价值与缺失，揭示其现实性意义。
鸳鸯蝴蝶派的存在及流变突显出文学如何在*治与商业之间保持自身独立性这一命题，但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媒体发展普遍存在的“娱乐至死”倾向又再度应和了这一论题，本书贯穿当下性和问题意识，对其予以研究，从而更好地推进当前文学、文化的建设与健康发展。